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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足联主席艾哈迈德感染新冠病毒

原标题:非洲足联主席艾哈迈德感染新冠病毒

非洲足联主席艾哈迈德·艾哈迈德 央视新闻 图非洲足联主席艾哈迈德·艾哈迈德 央视新闻 图

央视新闻10月31日消息,据当地媒体报道,非洲足联主席艾哈迈德·艾哈迈德确诊新冠病毒阳性。根据协会10月30日发布的新闻稿,艾哈迈德在10月28日抵达开罗后出现了轻度流感症状,并接受了新冠病毒测试,周五显示病毒阳性。目前已对其采取隔离措施,并将在未来14天内保持隔离状态。过去7天内,特别是艾哈迈德在摩洛哥参加联合会杯期间,所有已知的与其接触人员已被告知采取必要措施。

(原题为《非洲足联主席艾哈迈德感染新冠病毒》)

吉琛佳评《“民主”与“爱国”》︱作为变革与反抗的民族主义

原标题:吉琛佳评《“民主”与“爱国”》︱作为变革与反抗的民族主义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832页,198.00元

引言

战后是日本社会实现巨大变革的时期,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延绵不绝。虽然从1956年便开始有“已经不再是战后了”的观念,然而直到2016年,以“永续战败论——战后日本的核心”为标题的著作依然在成为畅销书,足可见“战后”这一分期框架的强韧生命力。犹记得笔者赴日本读书的头一年,在指导老师之一、家族社会学者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讨班上,教授带领我们阅读了J. W. 道尔的日本战后史名著《拥抱战败》。在讨论到战后新宪法由一群深受威尔逊主义影响的美国青年所主导,因而包含男女平权在内的很多激进革新内容时,落合教授由衷地感慨道:“战败对日本而言,或许是件大好事也未可知。”无独有偶,在此后阅读日本思想史的过程中,也时常能够读到这类面对战后变革的欢欣鼓舞。比如战后日本代表性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当自己在1945年7月听到盟军《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政府“保证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时,有一种“仿佛邂逅了初恋情人般的感受”。不过,战后日本的社会复苏与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普通民众形成主体意识,从废墟之上重建社会,并前赴后继地参加进步斗争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后世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发挥了确立共识,指明前路的基础性作用。他们与日本共产党知识分子分庭抗礼,主导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乃至今日人们仍然使用“战后思想”这一极为笼统的说法来指代以丸山为代表的战后左翼进步主义思想系统。

然而在《“民主”与“爱国”》的作者,历史社会学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看来,到了本书写作的千禧年前后,舆论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认识正逐渐模糊扭曲。随着冷战体制的落幕,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国际舆论焦点。无论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和小林善纪这样的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还是持调和立场,主张“只有首先哀悼本国的三百万战死同胞,才能获得通向对亚洲两千万死者哀悼的道路”的加藤典洋,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确立战后观念基调的战后知识人,对其功过是非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小熊英二看来,这些论战对“战后思想”的理解不仅违背原意,甚至矛盾重重。比如他们有人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是一味追随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人又说那是一种共产主义信仰,这显然是不能两立的。然而通过这类历史发明,小林善纪的人气漫画将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自私自利、道德沦丧归罪于战后改革,成功地在不满于现状的大众之中挑动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是作为原西伯利亚滞留士兵之子和前岩波书店编辑,长期濡染于战后思想的小熊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一状况,作者感觉有必要澄清战后思想的建设性意义,以期能够“把这种潜藏的社会能量导向更好的发展道路上去”

(参考作者就本书写作所进行的访谈,中译可参照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876352/)

。此一动机化作了这本近千页的巨著,它旨在梳理战后日本以“民族主义”“民主”“爱国”“公共性”为关键词的思想话语和社会心性,探讨究竟“何谓战后”、如何把握战后民主主义留下的文化遗产。

在这项考察中小熊指出,战后思想中对“个人”价值的提倡并不与“国家”“民族”对立,而是构成互促共存的一体两面。不同于与“国家”直接对立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人”,战后民主主义基于社会共通的战败体验,形成了个体与整体、“民主”与“爱国”互不矛盾,同时成立的思想架构。这一考察突破了战后思想的种种标签化印象,呈现了其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本书共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大致对应“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在1945年后的诞生、五十年代的成熟以及六十年代以后的转型。作者将本书所论及的战后日本分为“第一战后”和“第二战后”两个阶段。在从战败到1954年的“第一战后”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尚处于恢复期。1955年以后,特别是1960年安保斗争直至冷战结束的“第二战后”中,随着国民总产值回复到战前水准和战后政治基本形态(所谓“55年体制”)的形成,思想界也呈现出了与第一战后非常不同的风貌。在“第一战后”中,进步知识分子批判战前和战时牢牢控制着个人的天皇制观念,而将新的国民道德和人际纽带构筑在“私人的”共同战争体验之上。这种“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达到了高潮。但随着“第二战后”中经济快速增长、战争记忆风化以及全共斗运动的兴起,这些思想受到来自新左翼和复苏的右翼理念的挑战,却也在“越平联”这类新形式社会运动中得到传承。

本书近千页的内容旁征博引了丰富驳杂的原始资料,不但对从丸山、大塚久雄、竹内好到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人的思想作了详尽的分析,也对他们各自所处的时期中的社会沿革及时代心性作了细致的描画。相较于一般倚仗逻辑论证的其他思想史著作而言,本书更多地依赖对大量背景信息和思想话语的有序陈列,通过让读者直接面对彼时彼地的彼言彼行,身临其境地获得对那个时代的共情式理解。这种“时代精神百科全书”般紧贴史实的临场感并非这篇单薄的书评所能呈现。笔者想尝试的只是捕捉本作的主线思路,为作者所希望提示给当代人的那个“在废墟的泥沼中反射出璀璨星光”的战后思想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

战后思想:近代主体的成立与公共性

战后初期的日本不仅是一片废墟,而且也是道德的焦土。在一场不义之战中败北后,尚未从其造成的巨大物质损害和心理创伤中恢复,日本社会便在占领军的主导下走上了社会改革之路。然而,对前一刻还奉行着绝对主义体制对抗“鬼畜美英”的日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跨越一道巨大的认识和心理鸿沟。从废墟上站起身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得不担负起时代所要求承担的任务,从审视战争出发,确认前路的方向,以此重新确立社会共识,凝聚人心。丸山真男关于近代化(日语中的“近代”一般作为英语modern概念的译词,与中文“现代”概念对应,本文中为了与著作译文保持一致,一律使用“近代”来表示这一含义)的倡导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丸山真男在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喊出了战后对总体战制度反思的第一声。日本军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在战时和战后审判中责任感全无,在“灭私奉公”的名义下中饱私囊,这样的行为深深触动了当时作为青年政治学者的丸山。在他看来,无论是政府官僚还是普通民众,日本人尚未形成一种对自身行为负责任的“自由主体意识”,这正是其尚未充分近代化的一个表征。在战时日本思想界,西方由来的“近代”被认为是破坏了日本原有的优点,而需要被超克的东西。而丸山则认为战争以惨痛的方式收场,正体现了以“无责任体系”为特征的日本尚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近代文化。

与丸山类似,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在战后发表的文章《近代人类型的形成》,同样是在提倡一种顺应近代经济组织形式的,具有“自发性”的主体精神。大塚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主张战后重建和民主化进程不能仅仅依赖制度的革新,而必然要求一种近代人生活态度的形成。但这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礼赞,而是在倡导一种具有禁欲苦行色彩的经济伦理。

在小熊看来,丸山和大塚这些被共产党批判为“近代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对西方思想的照搬照抄,其所提倡的“近代的个体”并不与“国家”形成对立。丸山提倡以“国民主义”概念来代替过去的“国家主义”,以之来指称一种超越了“个人”和“国家”间对立的可能性。在丸山的福泽谕吉论中,他重申福泽“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的理想,强调当个人能够将公共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带着责任意识进行政治参与,那么在他身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便能同时得以实现。类似的,大塚则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具有主体性的生活态度包含着对社会连带的要求,这一主张未必是其所引用的韦伯理论的原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构成“战后民主主义”思潮的其他同时代思想家们,虽然身处不同的专业领域,但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即致力于探索一种与近代主体性兼容的民族主义。比如文学界的“政治与文学”论争中,以荒正人为代表的新锐作家所创办的《近代文学》杂志,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从而与注重“文学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争锋相对。《近代文学》同人主张文学应当首先注重的是对个人体验的表现,而其政治影响和宣传效果则被视为次要。批评者将这贬斥为政治冷感的“艺术至上主义”。然而事实上,《近代文学》的作品并非无涉政治,他们的作品通过国民共有的个人体验,特别是在战时和战后体验到的虚无、毁灭等“生活感觉”,达到了一种所有人均能发生共鸣的普遍共情。在对共同战争体验的记忆中,作品同时保持“个体性”和“政治性”便成为了可能。又如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通过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比批判日本官僚体制的明哲保身和无责任感,揭示出一种不盲目追随也不固步自封,而是反身内省,直面自身苦恼的“回心”理念。竹内所力图唤起的是过往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缺乏的主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两立。

笔者在此尝试用图示来说明作者的战后思想理解,这呈现为一种基于共通的战败体验而实现的主体意识与共同意识的相互唤起

(参见图一)

。一方面,从尊重每个个体之战争体验出发的战后反思,激发起一种以“不再重蹈覆辙”为目标,以绝对和平主义为表现形式的集体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在废墟上重建社会的进步目标,又进一步要求每个个人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独立自发的近代主体并能动地参与政治。战后日本的进步知识人们尽管各有术业专攻、关切侧重,其思想却都是对这一共通观念的复调呈现。

"60安保"斗争:战后民主主义的高潮

丸山、竹内等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战后日本的社会观,此间形成的政治参与意识终于在1960年的安保运动时集中爆发出来。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战时曾任东条政府的商工大臣,是东京审判时的甲级战犯之一。逃脱制裁后他加入自由党,辗转竟登上政府最高权力的宝座。岸信介的上台如同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幽灵,招来民众的普遍反感。在战争废墟中努力十数载后,当时的日本生产力终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日本民众在这位首相身上看到“回到战前体制”的企图。

1959年底,岸政权不顾进步知识界所提出的不武装、不结盟的诉求,与美国谈妥了安保修正条件,美方得以保留冲绳美军驻地并承诺给予日本军事保护。消息传出后,多个民主团体联合成立“安保条约改定阻止会议”对政府施压。在众议院审议中,法案也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的反对而受阻。焦急于无法给美方交代的岸信介在5月19日做出决定,使用暴力方式强行通过法案:指挥六百多名强壮的右翼青年以“秘书团”的名义将议事堂占领,阻挡左翼政党议员进入,随后又派出武警将坐在议事堂外大厅抗议的议员们连拖带拽地尽数逐出议会。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举国愤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就此正式展开。在之后的一个月中,国会大楼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团团围住,参加抗议的总人数超过了六十万。此次运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并不像过去一样受到共产党指导,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市民大众自发走上街头,通过直接交流形成抗议团体,并采取自主的斗争形式。

安保斗争是民众和平、民主诉求的集体爆发。岸信介本人的战犯身份,及其为推行法案而采取的暴力行动,使得军国体制的乌云仿佛重又笼罩在日本上空。而这是经过战后反思,形成公共意识的市民参与者们所不能容忍的。

战后民主主义者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这场运动。在他们看来,安保斗争正反映了日本公民已将政治参与视为自身责任。他们所期盼的那种将主体能动性和对国家的责任心结合于一体的近代意义上的个体业已形成。即便运动终究未能阻止条约生效,但在丸山、竹内等人看来,这场体现出国民公共意识的运动对专横无理的强权政治达到了警告作用,并最终导致了岸信介的垮台,因此他们认为斗争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然而,作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全学联主流派学生们的想法却大相径庭,认为未达成目标的这一运动完全是一场惨败。这些激进学生开始对战后知识人的理念产生隔阂,而这也正是后来吉本隆明等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受众基础。"60安保"因此成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变容的转折点。

第二战后:分化与传承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战争体验的风化、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国家地位的提升,大众的政治关切逐渐降温。第一战后那种进步民族主义理念,逐渐被一种不自觉的大众民族主义(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民族自豪感)所代替。

与此相对应的,左翼中也孕育出激进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年轻一代的左翼学生反感日共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并开始对“世界革命”理念产生共感。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日共以及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获得全共斗学生的广泛接受。吉本隆明、三岛由纪夫等年轻一代的战争体验与战败前就已踏入社会的丸山一代人极为不同。这些属于战争受动员主力的“战时派”世代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度过了人格形成期,因而他们的意识中往往有一种感觉,仿佛当下的和平是无法长久延续的,动荡和破坏才是常态。自小接受皇国教育洗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捐躯的吉本和三岛都没有实际参战经历。他们常常将自身的战败体验描述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伴随着一种价值观的绝对断裂。前一刻还口口声声要为天皇尽忠,杀尽鬼畜美英的教官和师长,下一刻便开始成为宣传美式自由民主主义的急先锋。这种战败体验促使他们产生了对一切权威的彻底怀疑态度。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心态,吉本称自己所属的战时派为“不孝之子”,对上一代知识权威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发起了全面的挑战,战后知识人往往将这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视为毫无教养的“空白的世代”。作为对此的反驳,战时派提倡的是对思想的不信任和对战争体验的强调。对于上一代知识人,战时派最强的武器便是揭露他们在战时对军国政府的妥协甚至是合作行为。吉本隆明便是以对前辈知识人的战争责任追究在言论界出道的。

与前一代知识分子对公共参与的强调不同,吉本反对美化任何高于个人的集体理念,而转向一种对私人性的“大众生活思想”的提倡。丸山和大塚批判政治冷感和私人享乐,然而在吉本看来,正是这种不受物化组织观念的束缚,优先考量个体利益的私人意识,构成了战后民主化的进步根基。战时派喜欢强调经历战时动员的自己是与民众有着深入接触的,并用这一点来攻击年长知识人的那些崇高理念是有多么不符合实际。然而在小熊英二看来,战时派那种温室花朵般的战败体验很难说有多少普遍性,更多的是一种特权的战败观。

在高度经济成长背景下,吉本的理论得到激进派学生的广泛阅读,这些战后出生的学生反对日本共产党软化的议会政治方针,并已经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反复诉说的战争悔恨感到厌烦,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吉本作为这种新时代个人主义要求的思想代表,标志着社会对国家政治关心的减少和进入高度增长期后“回归生活”的诉求。而战后民主主义所作出的使“民主”和“爱国”两立的尝试,也因为这种对“公”的瓦解而逐渐失去了可能性。

然而,本书并没有以战后民主主义从历史舞台上的黯然退场收尾,而是转而描绘鹤见俊辅、小田实的思想以及他们所发起的“越平联”运动,展现了战后精神得到传承的面相。鹤见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战后积极从事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引介。他后年转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尝试从庶民的生活感受之中到达全人类共通的普遍原则。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既与其民众志向相通,又并不与民族主义相矛盾。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国家机构层次之下存在着古来的民族文化,而民族层次之下又有着更加基础的无法被命名的自己,如果能在这个层次出发重新建构,就可能到达新的世界结合方式,这就是通过民族主义到达国际主义的道路。丸山真男曾指出,竹内好的思想同时是民族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竹内说直面自身的黑暗面时便能与他人的痛苦相联系,因此自己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就是世界的所在。在这一点上,鹤见俊辅与丸山和竹内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同样具有一种民众志向,鹤见与吉本隆明对于民众的认识却极为不同。吉本的思想中存在的大众形象绝非尽善尽美,但他们对自身的这种“非善”没有伪饰,因而具有可贵的纯粹性,与伪善和见风使舵的政治、知识精英产生鲜明对照。然而在鹤见的认识中,真正的平民生活绝不可能在一种完全纯粹的心情中展开。但正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道德理念,人才有可能以柔软的姿态去理解他人的不完美。

鹤见的这种认识与他的忘年交小田实十分接近,而两人自1965年开始主导的“争取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会”(简称“越平联”)运动,则彻底贯彻了这种经由普通市民到达国际主义的理想。“越平联”是前所未有的无组织运动,没有等级关系也不配备科层设置,每一个普通市民都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运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只要是认可运动的唯一宗旨即“给越南带来和平”,且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都可以自行筹办。各地普通民众纷纷自发成立各自地方和机构的越平联,最盛时期全国有多达三百八十个“支部”。除了组织游行、举办著名人士的讨论会、国际交流活动之外,越平联还帮助许多美军士兵成功逃亡,摆脱参加这场不义之战的命运。他们的这些贯彻和平理念的国际主义行动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在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延续了战后民主主义的精神气质。

在后来的访谈中小熊提到,如果这本书以新左翼的展开甚至是全共斗运动结尾,不免使得全书的基调过于阴暗。为了“让现在二十岁上下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们读了之后怀有希望”,也“考虑到这本书或许能成为战后史相关的基本文献”,小熊希望在最后留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就是他以鹤见、小田和越平联的事迹作结的初衷。

总结与阐发

总结全书内容,作者主张战后思想的主体是一种战争体验的思想化。战后思想对战争体验的依赖既带给各个知识-实践领域以共同的思考基础,却也同时是其最大界限所在。丸山等人对民族主义的革新所形成的观念纽带正基于战争反思之上,而其在六十年代后的逐渐瓦解也源于战争体验的日益风化。

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常常反映了作者对战后意义上那种“民族主义”之没落的惋惜,以及他试图为战后民主主义辩护并复兴其成就的努力。在结论一章中,他指出战后意义上那种基于共通的战争体验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并不依托于国家和民族,因而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作为变革与反抗原理的民族主义。这一总结无疑最好地点明了战后思潮蕴含的丰富政治能量。然而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借以统合“民主”与“爱国”,连接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基础已然瓦解,今日的社会也便不再具有第一战后的主体参与,而更多呈现为第二战后,也即吉本意义上的对“公”的瓦解之后的面貌。这并非只是日本的情况。在后现代状况普遍铺展开来的任何社会中,公共性的消退都在导致主体性的政治参与愈发变得不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犬儒主义的蔓延。

在今日这样与战后迥然相异的环境下,战后民主主义在知识上的遗产如何继承?作者为此作了不少探索,比如在分析当代社会运动的著作《改变社会》中,作者基于后现代/风险社会的当代境遇判断,认为普遍存在的那种无法被既有的党派政治所代表,不受重视的共通感觉,能够成为连接社会大众的全新纽带

(参见拙文《今天的社会运动就像一场火锅派对》,《上海书评》2017年7月27日)

本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广泛关注,曾获得第二届日本社会学会奖励奖、第五十七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第三届大佛次郎论坛奖等众多学术和传媒奖项。在今天,《“民主”与“爱国”》已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研究的基本著作,在战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越是在重重荣耀包围之下的作品,越值得细致评判其得失所在。

在以往的评论中,不少右翼知识分子质疑了本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在本书中作为核心人物出现,在各章标题中被提及的知识分子共计十名,其中一般被看作进步派或左翼知识人的占到九名,保守右翼只有江藤淳一人登场,包括田中美知太郎、福田恒存、林房雄在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均无太多出场机会。考虑到本书的关键词“民族主义”是战后思想界不分左右共同卷入的主题,这样的比例失衡的确有损于研究的完整性。

不仅如此,作者在对待不同的思想家时采取的分析策略有所不同。在论述丸山、大塚、竹内等战后进步知识人时,作者突出了他们的思想是基于战争体验和战后重建时期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顺应时代人心;而在分析吉本、江藤时,则更多从思想家幼年经历出发,进行一种类似精神病理学的知识分析,以至于这两位知识分子的思想呈现为特殊的人生境遇所造就的偏执性格的产物。吉本和江藤的思想之受到世人的阅读和欢迎,也不似战后的进步知识人那样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而被认为是迎合了乌合之众的发泄需要。比如作者认为吉本的战败体验并不具有代表性,只是因为恰好符合了全共斗学生的叛逆情绪才受到推崇。但是,吉本对于日共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批判,以及对国家之作为“共同幻想”性质的揭发,何尝不是捕捉到了时代的普遍感受?

部分也是源于上述这种对象和方法上的偏差,笔者认为作者的考察未能深入地揭示隐藏在战后思想背后的“二重性”问题的呈现过程。这还要从小熊比较“冷淡”“喜欢不起来”的吉本隆明说起。小熊将吉本的大众观念看作一种从草根立场对知识精英的反叛,然而吉本并非旨在推崇“大众”与其“纯粹”,而是在从根底上对未能解决“大众性”问题的日本知识状况展开批判。吉本的出道作《高村光太郎》所描述的诗人高村那种“庶民出生”和“欧洲的知性”之间的矛盾并非孤例,而是吉本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课题。吉本自小受其影响的高村和宫泽贤治等人,无不是在作为平民出生,具有浓厚乡土感觉的同时,又广泛学习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二重性”课题因而很早便在吉本心中生根发芽,并贯彻于他此后的整个思想历程。如《转向论》一书中的课题,便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与日本社会现实之间的不相容性,如何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引发了两种(非)转向;而在《共同幻想论》中,吉本在开篇便表示“日本既不是先进国家,也不是后进国家,这样的日本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并在研究中同步地援用了列维·布留尔的普遍主义人类学及《远野物语》《古事记》这样的民俗和神话,展开对国家幻想之起源的探讨。这种“本土主体性”与“西方近代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在战时思想界便已得到充分问题化,却在战后被美国的影响及丸山等人所举起的“近代化”大旗所遮蔽。“主体性”被简化为一种变革主体,而其作为自我认同的部分则遭到了遗忘。继竹内好之后吉本进一步将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这种二重性难题提示了出来。

与此同时,吉本所展开的知识批判锐利地暴露出战后思想虚假(拟制)的前卫性,指出这种知识缺乏大众根基,因而无法真正站住脚跟。他对于战后思想之启蒙者姿态的批判,正预示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角色由“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当前的知识条件正是由这种启蒙理性不再赋予其代理人绝对权威的状况所定义的。当我们在像小熊那样畅想可能唤起共通感觉的新语汇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角色变化为知识-实践所带来的全新挑战。

(陈诗雨、路平、吕若叶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特此致谢。文责作者自负。)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宣誓就职,实现第五次连任

原标题: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宣誓就职,实现第五次连任

央视新闻10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30日,实现连任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位于首都杜尚别的民族宫宣誓就职。

在就职典礼上,拉赫蒙宣誓忠于自己的国家、人民并将捍卫国家利益及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他同时还感谢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就职典礼后,拉赫蒙在位于杜尚别市中心的索莫尼广场检阅了塔武装部队。

10月11日,塔吉克斯坦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六次总统选举。拉赫蒙以90.92%的得票率实现了第五次连任。

(原题为《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宣誓就职》)

雄安“城市大脑”——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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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闻网10月30日讯(河北日报记者原付川)今天上午,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以下简称“雄安超算中心”)项目在容东片区开工建设。该项目预计于2021年底完工,2022年投产运营。

雄安超算中心项目位于雄安新区容城县容东片区西侧生态绿地公园区域悦容公园内,占地面积45亩,总建筑面积约38000平方米,分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项目建设主体为雄安云网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作为雄安“城市大脑”,雄安超算中心项目秉承“雄安数字城市之眼、雄安智能城市之脑、雄安生态城市之芯”三大设计理念,将打造“边缘计算、云计算、超算”三位一体相融合的城市计算体系,为整个数字孪生城市的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AI、VR/AR提供网络、计算、存储服务。

据了解,项目一期工程包含全部建筑及结构工程,机电配套及云平台将分期投入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10.99亿元,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云平台、超算系统三部分建设内容。其中,IDC将为超算系统建设配套的业务部署环境,为入驻雄安新区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全方位、大规模、高质量、安全可靠的专业化服务器托管、空间租用、网络带宽等服务。云平台将建立涵盖计算、存储、网络在内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平台,为雄安新区提供智能的基础设施,构建全域智能化环境,承载新区政务应用、核心数据及向公众开放的应用服务。

“雄安新区将通过搭建统一的云资源管理平台,实现整体资源的按需分配、弹性服务和统一管理,满足新区政府单位、企业、个人对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业务需求,支撑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精准扶贫、人口信息库、企业信息库、地理信息库、经济数据库、物联网等应用,推动雄安新区政府及企业的信息化进程。” 雄安云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晓东介绍,“随着超算中心的建设,雄安绿色智慧新城建设将打开新篇章。”

关于生活中常见的逆变器,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呢?

[导读]现代的社会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有电子产品的地方必定少不了逆变器,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选择逆变器吗?电器,从技术性能上说,大体分三类:容性电器,感性电器,阻性电器。 容性,也就是相对电源说,输入是容性负载。比如家庭里常见的:电视机,电脑,手机充电器等用开关电源来供电的都可以称之为容性负载,因为这类电器输入第一级都有一个很大的滤波电容。

现代的社会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有电子产品的地方必定少不了逆变器,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选择逆变器吗?电器,从技术性能上说,大体分三类:容性电器,感性电器,阻性电器。 容性,也就是相对电源说,输入是容性负载。比如家庭里常见的:电视机,电脑,手机充电器等用开关电源来供电的都可以称之为容性负载,因为这类电器输入第一级都有一个很大的滤波电容。

懂电子的都知:电容是通交阻直的,但电容电流要比电压超前90度,也就是说瞬间相对电源来说它是短路的导线。因此这类电器就存在一个瞬间峰值。

感性负载,我们常见的是:风扇,音响(它一般用低频变压器供电), 抽水机,电钻,空调,冰箱。它的输入相对电源说,接的就是电感线圈,线圈就是一个电感。懂电子的一般都明白电感的电压要比电流超前90度,也就是说它相对于电源来说瞬间接通也是短路的,只有启动后,阻抗上来了,才会稳定运行。我们使用大功率电动机就明显感觉到开机瞬间,整个房子的灯管,电器都为之一闪,这就是峰值功率,瞬间峰值功率要比电机上标的功率大很多倍。比如标:500W电动机,3倍瞬间启动功率,相当于开启功率是1500W了。

阻性负载,常见的就是灯泡,相对于电源来说,它就是一个纯电阻,不存在开机冲击的问题。

逆变器如何选择

是否正规厂家生产:正规的产品,一定会有中文商标及生产厂家,并且包装上印有厂家地址及电话,如没有,则可以基本判定为三无产品。国内有不少产品,打一堆洋文,却连商标、生产厂家都没有,还美其名曰进口产品,这种产品最好别买,如果出了质量问题,连找谁都不知道,别指望销售商能给你保证售后服务。

一定要选用金属外壳产品:车载逆变器由于功率较大,发热亦大,如果内部热量不能及时散出,轻则影响元器件寿命,重则有产生火灾的危险。金属外壳,一方面具有良好的散热特性,另一方面也不会燃烧。塑胶外壳的产品,最好不要选用。即使加了风扇帮助散热,一是增加了使用中的噪音,二是风扇工作寿命一般都比较短,这样就降低了整机的可靠性,万一哪天停转了,后果可就严重了。

一定要选用分体式产品,不能选用一体式的产品:一体式的缺点有四个,第一、由于汽车点烟器插座不是很深,一体式产品后部较重,汽车行驶过程中的颠簸容易将逆变器抖掉或引起接触不良。第二、一体化逆变器插在点烟器插座上,后部露出较长,会影响右手的换档操作,这可是跟行车安全息息相关的,千万注意了。第三、由于直接插在点烟器插座上,一体式逆变器后排无法使用。第四、一体式外壳都是塑胶,大家都知道塑胶不耐高温,因此一体式逆变器跟点烟器插座接触部分通过大电流会产生高温,导致头部变形或熔化,严重还会引起火灾。因此无论从使用安全还是从使用方便性上来看,都不能选用一体式的逆变器。

各种保护功能是否完善:一台好的车载逆变器,应该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在各种情况下均能保护您的爱车及电源。还应具有声光报警功能,提醒您对各种情况及时作出处理。一般应具有的保护功能为输入欠压、过压保护、过温保护、输出过载、输出短路保护。

转换效率:这是逆变器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逆变效率越高,电瓶使用时间越久,逆变器发热越小。一般应达到90%以上。但这个指标用户没办法测试,只能靠厂家良心来标了。用户只能通过带大功率的负载,从逆变器的发热量来进行简单判别了。好的逆变器,应当在带标称功率80%的负载时能够长时间工作而不发烫。

点烟器插头应使用电木材质,插头线要粗,长度应方便使用:电木材质的点烟器插头能够在高温条件下工作而不变形,也不会燃烧,现在市面上产品不用电木材质点烟器插头的产品已经很少,由于有关使用安全,但还是应该注意一下。电木点烟器插头外观比较亮,而采用塑料材质的点烟器插头看上去就要黯淡一些,没有光泽。

电器功率大于160W,一定要用电瓶夹子直接从电瓶取电:汽车点烟器插座只能通过10A左右电流,所以大功率的逆变器都必须另配一条电瓶夹子线从电瓶直接取电。现在有一些厂家为了节约成本,300W的产品都不配电瓶夹子线,还号称通过了CE认证,鬼才相信。使用这种产品,轻则烧坏汽车配线,重则引起火灾,请广大车主千万注意了。

我们要选择逆变器,就要明白电器在开机瞬间的冲击能力!冲击也只表现在感性或容性负电器上。如电机类,因为是感性,冲击一般在3到7倍,500W电机,功率冲击为1500W到3500W间。逆变器一般有2倍峰值,也就是说500W逆变器,瞬间有1000W功率输出,1000W有2000W输出,1500W,有  3000 W输出,2000W,有4000W瞬间输出。因此按500W 电机说,要选择2000W以上的逆变器,但反过来说,电机并不是说都有7倍峰值的。

我们只要明白:逆变器瞬间能输出2倍的标称功率,容性或感性负载瞬间启动要3到7倍峰值功率。

如果确定是3倍或7倍峰值?其实并不难。空载运行是3倍,满载运行是7倍,所以峰值数是多少,我们可根据电动机驱动负载程度来判断。比如手电钻,我们都是在空载下正常运行才打孔的,所以我们可以按4倍峰值算(其实是3倍,多1是佘量),500W手电钻,4倍,峰值2000W,用1000W逆变器可以了,其它的电动机依此类。比如空调,它是纯感性的,启动峰值很大,因为压缩机每次启动,电机都是满载工作。

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启动是7倍峰值。 1000W要空调,峰值7000W,逆变器2倍峰值,7000除2等于3500W,就是说要用1000W功率的空调,要配3500W以上功率的逆变器才能启动。现在的空调都配有变频器了,我们可以按4倍峰值算,1000W变频空调,4000W峰值,要配2000W的逆变器才能安全运行。所以用1000W空调,我们可以选购1500W到2000W间的逆变器。

如果是太阳灯,灯泡,都是纯电阻的,多大灯泡就配多大逆变器。比如:500W逆变器就一定能驱动500W灯泡,如果驱不动,证明你的逆变器是标大功率的。现在市面上,特别是淘宝上,300W,标500,500W标1000,1000标2000。

按逆变器标准来说,实际输出功达到标称功率的90%为合格品,如:500W逆变器,最少也能驱动450W灯泡,如果不行,你买的就是水货。以上就是生活中的电子产品的逆变器的选择方法,同时也需要大家在设计中不断积累经验。

深圳的数字货币“红包”试验,谁最受益?

10月12日-18日,央行的“数字人民币”App在深圳测试了一周,共5万个“中签”的深圳用户体验了这一新型支付工具及其搭载的数字货币。这项测试是以发红包的形式——深圳政府准备了1000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近200万人报名参与,最后有2.5%的用户获得测试资格,每人领到200元数字红包。

访问:

这笔钱可以在3389家完成数字人民币系统改造的商户中自由选择消费,由此产生的数据则返回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年,该研究所在深圳设立了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作为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金融科技创新机构。

我们采访了一些参与测试的用户、商家,以及银行业人士。总的来说,这一试验在用户体验中没有收获太多惊喜,但银行看到了其长期价值。

App主界面。

用户:红包本身是最大惊喜

10月初,邹玲和同事一起在“i深圳”App上报名参与数字货币红包的测试。10月12日,她收到了中签的短信通知。

点击短信提供的链接,邹玲跳转到一个网页下载了名为“数字人民币”的App。下载过程中,页面跳出“选择一家银行”提示,选项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4家银行。邹玲选择了她平常使用的建行,然后,在界面上看到了“中奖”的200元钱。

支持这笔红包消费的3389家商户的收银系统,在该测试上线前经过了银行改造,商家收款界面在原来的现金、刷卡、微信和支付宝支付之外,增加了“数字人民币支付”选项。

中奖红包的使用有效期是到10月18日。邹玲10月16日用这笔钱到家对面的商场配了一副眼镜。“使用范围有限,不是所有商家都可以使用,我查了一下家对面的商场可以用,就去了。”邹玲说。

邹玲体验的数字人民币App的支付流程,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相似,也是扫码支付。唯一区别在于,只能由商家使用扫码设备扫描用户手机上的支付二维码,目前尚不能反过来由用户使用手机扫描商家的付款二维码,然后自行输入需要支付的金额。

在深圳定居3年的程序员陈霄夫也是中签者之一。和邹玲一样,他对这次体验不算失望,但也没感到太多惊喜——除了从天而降的200元钱以外。

“可使用的商家还是太少了。我特意去罗湖逛街,挑了很久的餐馆也没挑到满意的,最后返程时给车加了200块钱的汽油,可算是用掉了。”陈霄夫说,他是在红包有效期的倒数第二天才找机会用掉了这笔钱。

交易记录界面。

说到支付习惯,陈霄夫平时在线下消费时喜欢使用微信支付,线上网购则更多使用支付宝,但网上预约医院时,他又会更多地使用微信。他声称,如果未来大面积铺开数字货币,他可能减少使用微信和支付宝来付款,理由是手机里的App太多了,他希望“简单一点好”。

邹玲在深圳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她不介意手机里多一个支付类的App,“每个App绑定的卡不一样,哪个有钱就用哪个支付。而且,多一些支付方式也很好,免得哪个App有问题用不了。”邹玲说,她期待这个应用常规化运作后可以增加更多功能,像支付宝那样,纳入税务、五险一金等跟日常生活关联的功能。

目前,央行这款App除了支付功能外,点击页面右上角进入详情页,还能看到的功能是“党费缴纳”。

支付功能外的其他功能。

数字人民币在深圳为期一周的测试已经结束。这个App目前仍保留在邹玲和陈霄夫的手机里,两人没有卸载,但也都没打算继续充钱使用,毕竟这还是一个测试级的应用。

商家:无法拒绝的法定货币

没有商家可以拒绝法定货币,这是“数字人民币”App在商业场景中拓展的根基。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

深圳这场测试中,所有参与测试的商户都接受了其开户行的系统改造。深圳罗湖区一家餐厅的财务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 称,该餐厅的开户行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曾于9月进入门店宣传如何使用数字人民币,并升级了其店里的POS机和财务结算系统。

这位财务毫不担心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这个是国家的产品。”他说。10月12日-18日测试期间,他们共接待了十多单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的顾客,过程顺利。

一家沃尔玛门店就没有那么幸运。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员工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 称,沃尔玛总部对所有门店的POS系统和自助收款机做了升级,但实际操作中,出现了用户钱包里的钱被扣掉后,沃尔玛的设备上并没有显示收到货款的问题。上述沃尔玛员工也不清楚为何会出现“没有显示收到货款”的状况。他事后拒绝了进一步采访。

App适用商户。

按照设计,数字人民币即使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也能完成支付,实现所谓“双离线”支付。

在用户的“数字人民币”App界面,除了上滑付款,下滑收款,底部还有“碰一碰”的提示字样——两个手机“一碰”就能把一个人数字钱包里的数字货币转给另一个人的“碰一碰”功能,类似于近场支付。

一位要求匿名的银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 称,数字人民币采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支付过程中的每台设备都会记账,按理说操作会更便捷,因为支付信息不需要上传到支付宝的数据中心才能确认款项;同时它也更安全——因为交易双边都会记账,以及银行、央行也会记账。

银行:拿回支付数据的好机会

与用户和商家的平淡反应不同,银行业对深圳的数字人民币实验——或者说对数字货币本身兴趣浓烈。

“银行热烈欢迎。”上述要求匿名的银行业人士说。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公司差不多垄断了支付市场。蚂蚁集团招股书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30日的12个月内,拥有7.11亿月活用户的支付宝平台上完成的总支付交易量为118万亿元,同期中国数字支付交易金额为201万亿元,支付宝的行业份额达到58%。

造成这种局面,并不是因为传统银行机构发展电子支付的技术不够,而是因为双方在场景上存在差异。支付宝拿到如此大的数字支付份额,很大一块支付业务量是来自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银行的场景则局限于与金融服务相关,缺乏生活化的场景。

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帮银行补足这种场景。按照前述银行业人士的说法,央行的数字货币计划将分为3步。第一步,投放零售消费领域,以数字货币替代M0(即现金);当普通支付场景实践成熟,央行就会将数字货币计划推向第二步——批发市场,即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从事大额融资的金融活动领域;第三步,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数字货币模式下,因为数字支付可以和区块链的应用之一——智能合约技术绑定在一起,将吸引更多贸易公司使用这种货币。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今年9月曾撰文指出,数字人民币应坚持央行中心化管理,以抵御加密资产和全球性稳定币侵蚀,防止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发行权旁落,确保货币发行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改革大局,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安全性、法偿性等特征。

“国际贸易中一直存在交易风险。比如说出口一个商品到美国,以前可能货到了,但货的品质和最初约定的不一样,那银行要不要支付?所属权已经转移了。但是智能合约下,就可以在合同中加入条件,即使收到货了,也要达到一定条件才结算。”这位银行业人士猜测央行首先在深圳测试数字货币,可能也跟大湾区的跨境支付的应用场景比较多有关。数字货币和智能合约的结合将使贸易公司和为之提供贷款的银行都避免损失。

央行发展数字货币的另一个可预见的价值在于,如同政府可以据此看清财政补贴的每一笔流向一样,银行也可以更直接地追踪到贷款的资金流向和用途,避免过去客户用信用卡套现炒楼、炒股的资金挪用状况。

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壮大,用户将钱从银行存款账户转到支付宝用于支付和理财,导致了银行的长尾资金外流。但是相较于这部分“零用钱”,银行更在意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的结合,以及数据。过去,用户在电商购买东西,使用支付宝支付,使用花呗分期付款,但只有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掌握了数据。

数字货币的多方记账模式,将让银行有机会把数据重新抢回来。

    [新浪彩票]足彩20054期投注策略:国米主胜可期

      本期周六的胜负彩由的2场英超+4场德甲+3场意甲+3场西甲+2场法甲的比赛组成,本期胜负彩难度中上,让步较多的比赛场次有7场,但是需要防范的是,部分场次让步并不足,或有冷门的感觉,而让步较少的比赛场次不算多,大多进行多选设防即可。

      

      先来看看本期重点场次:切尔西客场面对伯恩利给出一球球半的让步,机构对于蓝军还是有信心的,此役关注客胜;利物浦主场面对西汉姆给出球半的让步,让步合理,对于主队还是有信心的,此役关注单3;国米主场面对莱红牛给出球半两球的让步,对于国米的主场优势还是有倾斜的,此役关注单3。本期第5场奥格斯堡VS美因茨、第6场门兴VS莱红牛、第9场博洛尼亚VS卡利亚里、第10场毕巴VS塞维利亚和第13场雷恩VS布雷斯特都属于难点场次,任九尽量舍弃。

      (新浪彩票独家稿件禁止转载,违规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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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新款 Xbox 无线控制器下月上市,官方发布开箱视频

      微软新款 Xbox Series X/S 的无线控制器现已在微软官方商城开启预售,白蓝黑三色,售价 419 元,2020 年 11 月 10 日 开始发货。现在,微软官方推特发布了新款无线控制器的开箱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新款 Xbox 无线控制器支持无线蓝牙双模连接,适用于 Xbox 主机、Windows 10 PC、Android 和 iOS(即将支持)手机及平板电脑设备等,并可在设备间轻松配对及切换。

      设计方面,全新 Xbox 无线控制器,优化造型提升您的握持体验,升级的防滑握把及表面材质有助于在游戏的过程中保持舒适并更易操控。扳机震动马达让您的手指触动反馈精准,使武器、撞击和震动体验逼真。全新的混合式方向键可以准确地输入操控指令。全新 Xbox 无线控制器支持使用自定义按键映射,自带的 3.5 毫米音频耳机插孔可让您使用兼容的耳机,还可通过全新的分享按键轻松地捕获和分享截屏、录影和更多内容。

      【来源:IT之家】【作者:孤城】

    核保险巨灾准备金 按承保利润75%计提

      近日,银保监会、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管理办法》。

      《办法》对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规范。一是适用范围,为核设施或与核设施相关的核材料、放射性废物的运输过程提供财产损失、第三者损害赔偿等保障的保险业务,需纳入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管理。二是计提标准,核保险巨灾准备金按核保险业务承保利润的75%计算,从年度净利润中计提。计提标准与国际水平基本一致。三是使用条件,在发生一次保险事故造成的核保险行业自留责任预估赔款超过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且核保险行业自留责任年度已报告赔付率超过150%时,可以使用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四是日常管理,要求核保险巨灾准备金永久留存、资金运用收益纳入准备金管理。五是监督处理,对通过增加费用等方式减少承保利润、规避准备金计提等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第一书记贾韶蔚和他的扶贫产业

    初秋时节,天气微凉,在河南省尉氏县小陈乡靳老村的辣椒种植基地,火红的辣椒缀满枝头,十多个村民忙活得热火朝天,一派丰收的喜人场景。

    地头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鞋子上的湿泥与他的气质显得“格格不入”。他叫贾韶蔚,是尉氏县疾控中心派驻靳老村第一书记。“别看贾书记没种过地,但想法不简单,这片辣椒地都是他带着老少爷们儿种起来的。”靳老村党支部书记靳留现说。

    靳老村是尉氏县的贫困村之一。2018年7月,贾韶蔚被组织派到靳老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贫困户靠着扶贫的好政策,大部分都已经脱贫,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走马上任前,领导的一番话,让贾韶蔚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村里产业基础薄弱咋破解?如何带领村民持续增收?如何让贫困户在家门口找到致富门路?“经过与村两委商量,像靳老这样离县区比较偏远的地方,出路还是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贾韶蔚说。

     
    村民正在基地内采摘辣椒

    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思路提出来后,让贾韶蔚没有想到的是,习惯传统种植的村民却打起了退堂鼓,“搞特色种植,以前都没有弄过,会中?”

    这时,小陈乡政府筹划建立本土的特色产业基地,贾韶蔚看到了机会,主动向乡里请缨,率先在靳老村建辣椒种植基地。“我们建立辣椒基地,是与省农垦协会合作,对方免费提供辣椒苗和技术指导,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大家只管挣钱,风险基地承担。”贾韶蔚的一番话,让村民放下顾虑。 

    在贾韶蔚和村“两委”的带动下,靳老村首批流转50多亩土地种植辣椒。从栽苗到田间管理,贾韶蔚亲力亲为,遇到技术难题立即联系技术人员,几乎每天都到田地里侍弄辣椒,一蹲就是半天。半年下来,基地里的辣椒长得又快又好,几乎没有出现倒伏和病虫害。

    “我以前都是到别的村摘辣椒,活儿不累,几个人说着笑着干着,轻轻松松就挣几十块,多的能挣到100多块。今年好啦,在自家门口就能摘辣椒了,方便得很!”正在地里忙活的贫困户吴凤英显得很兴奋。

     
    贾韶蔚(左)正在帮着村民晾晒辣椒

    除了在基地务工的贫困户,刘兰等6户贫困户跟着基地种植辣椒26亩。“跟着基地干,心里有底!”看着满地“红腾腾”的收获,刘兰满心喜悦。

    “眼下就要种冬季作物了,需要把土地腾出来,这几天在基地摘辣椒的贫困户更多了,我们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点多。只要贫困户能多挣钱,早日摆脱贫困,再累也值得。”贾韶蔚说。

    欲问秋果何所累,自有春风雨潇潇。一个产业、一份希望、一份沉甸甸的收获。贾韶蔚用真心、真情、实干,赢得了靳老村干部群众的信任。在他的带领下,如今的靳老村,正在由一个贫困落后村,“破茧成蝶”成为远近闻名“红旗村”“明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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